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到一个人叫邹元标，26岁中进士，当时没有任何官职，却写了一封奏章，指出当时最为皇帝信任的首辅张居正在母亲去世后不肯离职回乡守孝三年的可耻可恶，这一奏章使他受到廷杖的惩罚，进士的头衔也被革去，流放于贵州的偏僻之地。五年之后，平反昭雪，任命为给事中，监察六部诸司，有弹劾百官之权。到任不久，他又上书直接批评万历皇帝不能清心寡欲，皇帝没有追究。然而他不肯罢休，二次上书，说皇帝撒谎，引用“欲人勿闻，莫若勿为”的谚语，讽刺皇帝装腔作势。

　　一个没有任何官职的进士，只是因为检举了张居正，便陡然被任命为专司监察的重要官员，而今竟敢几次斥责皇帝，其胆量何在？万历皇帝认为，邹元标们并非对他尽忠，而是出于自私自利，“讪君卖直”，把正直当作商品，甚至不惜用诽谤讪议人君的方法作本钱，然后招摇贩卖他正直的声望。黄仁宇认为，万历的看法有很多事实上的根据，有些文官宁可在御前犯不敬之罪，今日受刑，明日名扬史册，把忠臣烈士的名誉，当作一种高贵的商品。

　　“讪君卖直”，万历皇帝和黄仁宇的话说出了很多人心里知道却不知道如何表达的事情。联想到这几年整治网络大V及一些大红大紫的明星及主持人的情景。那些曾经在各路媒体上呼风唤雨，坐拥无数拥趸的“意见领袖”们，何尝不是为批判而批判？只要政府提倡的，他们就反对，只要中央部署的，他们就抵制，不问青红皂白和缘由根据，一味迎合少部分人因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难以避免出现的利益分配的不够均衡而产生的心理上的不平衡，为反对而反对，一律充当反对派，肆无忌惮地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破坏党的集中统一，而他们自己却俨然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贩卖着自我标榜的正直，捞取经济利益和政治资本，赚得盆满钵满。

　　在党员队伍中，也有些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在会上，在台上，在正常的组织和决策程序中，装作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坚决拥护者，绝对拥护者，从来不发表反对意见，不发表关乎痛痒的不同意见，以博得绝对忠诚的美名，取得组织和领导的信任。而在会后，在台下，在朋友圈里，却已然一副意见领袖的派头，卖弄通过职权获取的党的秘密，虽然是以偏盖全，或道听途说，却欣欣然享受着听众的崇拜之情；炫耀一些支离破碎的“先进理念”，大谈西方民主和普世价值，解构中央方针，歪曲政策部署，仿佛自己才是洞察一切的主、公平正直的主、代表民意的主，把自己站到方针政策的对立面，以迎合部分群众对现实的不满和发泄不满的愿望，以表明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和拥护，甚至崇拜。这种十足的“两面派”，有时，或者曾经，因此尝到不少甜头，得到经济的、政治的和道义上的丰厚回报，因而有不小的市场。

　　这股歪风，不去刹一刹，在我们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的决策部署怎么落实得下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何以能顺利达成？

　　十八大以来的党中央，正是看到了这种妄议大政方针的危害的严重性，才把“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列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重点惩治的内容，以党内规章的形式，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鉴古思今，那些“讪君卖直”的小丑，已随历史的洪流灰飞烟灭，忆昔抚今，我们更加体会到党中央严格政治纪律和规矩，坚决把纪律挺在前面的高瞻远瞩。只有净化舆论空气，惩治形形色色的“妄议”，保障议事程序正常高效运转，才能一心一意谋发展，踩着不变的步伐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曾垂胜）